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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我"的三种存在状态  

2014-06-30 09:43:56|  分类: 哲学、思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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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弓长箭远《"我"的三种存在状态》

       这“三我”不同于弗洛伊德的“三我”。是中国社会变迁的自然现象。

       100多年来,中国发生大变化,但,无论一个国家如何变化,都是人的变化,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的变化,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变化。

        100年来,我们是这样变迁的:家庭----国家-----社会,给人的定义可这样:“家庭我”,“国家我”,“社会我”。

        “家庭我”,儒家思想体系已有清淅的定义,并深入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传统的文化与力量

         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思想能在中国几十年间发展壮大,因为家庭组织比不上国家组织,人需要更大的组织团体解困。特别是天灾,战争引起的灾难,清末,内忧外困,人心思变,家庭小组织已无法适应社会的变化,国家主义就应运而生。要求人从家庭中走出来,即“救中国”,这是中国式“国家我”的由来。

       清以前的中国,“国家”只是一名词,一直以来,都没有赋予怎什么样的功能与职责,是“朝庭”的作用替代“国家”的作用,士绅集团是底层社会真正的管理者,。

       到了清末,国家替代朝庭,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思想产生,和后来的国家主权。——“国家我”的产生过程。

       社会在发展变迁,在一定时间内,国家的作用替代家庭的作用是可以的,但,由国家主义产生的思想,文化,制度却无法消除,这就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原因。

        土地公有,士绅被编入政府,这一来,贪污,枉法,低效,在所难免。地主都无法解决土地的利用问题,如剥削,高收租,低效率等等问题,更不要说国家这个更大的家庭了。

        大一统思想下,家庭与国家的关系,为了维护皇权的合法性,科举制度(高考是一选官制度)产生了,这是朝庭从农村抽走了大量的精英,但更要命的是,这些从农村走出去的人,却背叛了自己与自己的家庭农村,成为国家机器的一个零件,为了自己的一点利益,站在了农民的对面。这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危害。

        在中国,宗族与宗族之间有着天然的排斥关系,这是文化所决定的,到了清末,西方“自由平等”的思想进入了中国的精英阶层,传统文化思想习俗所构成的秩序被打破,传统的家庭组织被更大的党组织代替,但新的组织形式也无法摆脱传统力量的约束,新的国家组织形式却产生了更强大的排斥力,这也是中国今天乱像多多的原因,“彭宇”案中的法官,其思维的只有“国家”意识,所以,其与其它形式的人与物是无法相融,与其他人的关系是“相互排斥”的关系,但那法官不单单代表其自己,其背后有更为强大的国家意识力量。

        产生“文革”有两个原因:一是,士绅阶层无法在“国家”上起作用,国家不需要他们,也无法需要他们,但士绅是一种文化,是一传统,代表了一种力量,这与新“国家”产生的新力量,新作用是格格不入的,加上士绅阶层里的人员参差不齐;二是土地公有制,土地公有制后,带来了贪污腐败,低效率。为改变这两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不得不行,这不得不说是中国的悲哀。

       社会重新发现,“社会我”也许能帮我们走出困境,但,人以“社会”的身份生活,出需要一系列的文化,思想,制度变革,社会是一个更大的组织,这也许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吧,也许“社会主义”就是“社会至上”。就像以前我们所说的“国家主义”,“国家至上”。

       从以前的“家庭”到“国家”再到现在的“社会”,人的身份也要发生了变化,从以前的“家庭我”到“国家我”,不久的将来,“社会我”也能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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