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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转 甲骨文的发现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2015-08-18 11:32:07|  分类: 文明、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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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骨文的发现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国际甲骨文艺术网学术顾问  王宇信 研究员


  “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和其后的科学发掘,形成了甲骨学和殷商考古学这两门全新的学问。从此,由于史料不足而山穷水尽的殷商文化研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别开了新生面。甲骨学成为与语言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古代科学技术史研究等学科有着密切关系的当今‘显学’和‘世界性学问’。因此,1899年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是我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值得大书特书”。
  
  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标志着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
  
  1840年以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别是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随着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宣告了清王朝“洋务”的破产。但与清王朝办“洋务”的初衷相反,派出去的留学生,不少人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认识了西方社会并接受了西方社会学说。他们深感列强瓜分中国危险迫在眉睫,中国必须变法维新,有必要用西学和西方社会学说唤醒民众,以救亡图存。因此他们大量翻译和介绍西方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学说以及哲学、自然科学知识等等,这对几千年来的封建思想是一次巨大冲击。与此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使“中华学术周遭冲击,文化基脉遇空前挑战。”
  中国传统学术中蔚为大观的金石学,在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知识的影响下,也在研究内容、方法和研究目的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十九世纪后半纪的古物的出现与研究较之以前有了显著不同之处”,就是:1.古物范围的扩大。“北宋所谓金石已不能包容这些新出现的古器物,金石学的范围实际上已发展为古物学”。2.品类的专门化。附隶于金石范围内的一些古物,如陶俑、砖瓦等,“至此已各自独立地发展为分门别类的搜集与研究”。3.“数量与内容的丰富”。自从阮元开收藏古物与研究古物的风气以后,许多私人大量收藏古物并整理发表,其数目远远超过宋代著录的古物。4.“器物与铭文与文字学历史学的联系。北宋时代的学者虽然利用铭文来解决礼仪制度的问题,虽然也考释文字,但晚清时代的学者因为有了乾嘉以来经学小学极度发达的成果,更进一步的利用铭文来作为文字发展条例与古代历史制度的新资料,对于经典史料的著作时代也开始重新加以考订”。5.“石印术和照相术的输入。此以前的古物形制、花文和铭文的流传和印行,只限于拓本、雕板和少数的石印本;十九世纪的末叶,石印术与照相术的传入,大大的增加了研究与刊印的方便。”如此等等。
  在近代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影响下,传统金石学向“古器物学”阶段的发展,不仅离近代真正科学意义的“锄头考古学”的产生已经为期不远,也为甲骨文的鉴定、收集和研究准备了条件。
  因此,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1899年首先鉴定并开始购藏甲骨文就不是偶然的了。1903年第一部甲骨著录《铁云藏龟》的出版和1904年第一部考释文字的研究著作《契文举例》的完成,标志着甲骨文走向中国学术界和研究的开始。其后,又经过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的努力,甲骨文研究经历了识文字、断句读的阶段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罗振玉、王国维之所以取得巨大成绩,处在甲骨学研究“草创时期”的最高峰,这是因为他们在乾嘉以来学者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又随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西学术冲撞融合的大潮,把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是因为他们与中国学者的传统研究方法“相异之处也很多。由于他们所碰到的问题,所见到的材料(即罗氏所谓‘文字之福’)远比乾嘉诸儒要多得多,又由于他们不同程度上吸收了近代的科学方法,所以他们的治学方法具有与乾嘉朴学迥然不同的特征。”这就是:
  一、二重证据法。“以往研究学问,大都从文献到文献,以经论经,或以群经注一经,注来注去,弄得越来越繁琐”。此外,“当时又有一派学者一味地‘疑古’,将大量的文献典籍列‘伪书’”。而罗振玉、王国维“既熟悉古籍文献,又拥有大量的地下资料,并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于是别开生面,在中国学术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此法即所谓二重证据法”。
  二、不迷信《说文》,对《说文》持批判态度。罗振玉、王国维“既参证《说文》以释甲骨文字,又不为《说文》所束缚,而能认出一批与《说文》字形不同的甲骨文,反过来纠正《说文》的谬误,这就比前人大大高出了一筹”,因而在甲骨文字的考释方面取得了超越前辈的成就。
  三、“阙疑待问”的科学态度。罗振玉、王国维不强不知以为知,把那些暂不能解决的问题“阙疑待问,因而较“自宋以来,却颇有些人似乎是无字不识,无义不晓”的强调古字古义要实事求是的多。
  
  为殷商考古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1908年,罗振玉访知甲骨文确切出土地在河南安阳小屯村。1914年进一步确定小屯“洹水故墟,旧称甲。是“罗振玉的主要成就”之一。这就是其一,“减少了甲骨资料的损失,有利于研究工作的开展”。其二,“扩大了甲骨文的搜求,为甲骨学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资料。”其三,“扩大了殷墟甲骨文以外出土文物的搜求,为考古学研究积累了资料。”其四,“确知甲骨出土地为河南安阳小屯村,对确定小屯村为殷商都城和甲骨文为晚商遗物的研究也有很大意义”。其五,“甲骨文出土地的确定,进一步促进了1928年以后殷墟大规模科学发掘工作,从而为殷商考古学的研究开了先河”。
  在20世纪30年代的“新史学”思潮中,西方近代考古学思想也被介绍给中国学术界,虽然当时对西方考古学的认识还很肤浅,但使中国学者对史学与考古学的密切关系,以及西方考古学所取得的重要成果,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的等方面有所了解,从而对这门全新的学科有了一定的知识,开阔了眼界。
  我国历史时期的殷商考古学正是经过殷墟科学发掘的第一阶段的“萌芽时期”,进入了第二阶段的“形成时期”;直到殷墟科学发掘第三阶段进入了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成熟时期”。1928年开始到1937年中止的殷墟大规模科学发掘,历时10年,先后15次,不仅获得了大量甲骨文,而且发现了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在我国考古学史上是有重要的地位的。
  与此同时,学者们把考古学研究方法引入甲骨学领域,从而使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有了重大突破。“甲骨文字的断代方法,可以说是从安阳县小屯村殷墟的地面下发掘出来的”。董作宾1933年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所构筑的“五期分法”和“十项标准”,把晚商273 年甲骨的一团“混沌”,犁然划分为五个不同时期,至今还是国内外甲骨学界和殷商文化研究中所普遍采用和承认的基本原则。“这篇甲骨学史上的名作,震聋发聩,钩深致远,为甲骨学商史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时期”。从此,甲骨学研究由以“罗王之学”为代表的“草创时期”,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因此,“近代考古学方法的引入,使在金石文字之学影响下形成的甲骨学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即《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把甲骨学研究纳入了历史考古学范畴,从而使甲骨学由金石学的附庸,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为新史学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民主旗帜下,以顾颉刚为首的一批疑古辨伪学者,继承了清末“新史学”的反封建精神,逐渐形成了以《古史辨》为阵地的“疑古学派 ”。 特别是在1923年发表的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的著名“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论断,震动了整个学术界。其巨大影响,“把一向不认为有任何问题的绝对可信的我国辉煌古史系统来一个从根予以推翻,等于是向史学界投了一枚原子弹,释放出了极大的破坏力,因为在人们的头脑里向来只知盘古以来三皇五帝,忽然听到没有盘古,也没有三皇五帝,像晴天霹雳一样太出于想象之外。于是毁誉蜂起,形成了当时学术界很热烘的课题。由于古史辨派学者的疑古辨伪,把传统封建思想借以立身安命的儒家经典和二千多年来建立起来的伪“古史系统”彻底搅翻,必然要引起人们注意对新史料的搜集和上古史的重建工作。
  这就是我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和组织者夏鼐教授所指出的:“他们扫除了建立‘科学的中国上古史’道路上一切障碍物,同时使人痛感到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另一位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李济教授也曾说过:“老的历史既不可靠,便产生了对新材料的需要,因而很多人寄希望于考古学,以考古学为‘古史问题的惟一解决’方法”。与顾颉刚等学者的“疑古”完全相反,罗振玉、王国维以甲骨文的搜求和阐发为基础,走上了“证古”、“释古”的道路。“罗振玉的功劳即在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而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使《史记·殷本纪》和《帝王世纪》等书所传的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并且改正了它们的讹传。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是丝毫也不算过分的”。如此等等,“殷墟甲骨文这一重大发现,以不容辩驳的证据填补了古史的空白。甲骨的发现和殷墟发掘,一下子恢复了一大段古史”,即把中国有文字的信史提前了一千多年。
  与风靡学术界的“疑古”不同,王国维“证古”、“释古”。他最后的讲义《古史新证》从自己历史研究经验中总结出的二重证据法”,是“一种新的考证方法。王国维的学科视野广阔,他研究的是文字、社会制度、史前文物。他利用甲骨文、金文等新材料去对照研究,新材料是亲眼见到的事实,与书记载的东西互相参照,就易于增加客观性”。王国维在新史学的建设中,取得了大量的科学成果,并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为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不仅如此。中国唯物主义的历史科学研究,也是从罗、王的甲骨文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开始的。号称“异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郭沫若,他的研究工作是从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和《殷墟书契考释》为起点的。他并不讳言:“大概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因此,“郭沫若以历史唯物为指导,利用甲骨文资料的研究商代社会历史,奠定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基础。他的‘划时代’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和主编的《中国史稿》等书,勾画出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从不成熟到成熟阶段的发展轨迹              

                                              国际甲骨文艺术网学术顾问  王宇信 研究员


 来源:《殷都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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